1983年，邓小平带着自己的警卫员到北戴河去工作，路上邓小平在车子里批阅文件，车队走到唐山市古冶区的时候，开路的警车突然被围了起来，歹徒们个个手拿凶器，态度十分嚣张，拿起自己手中的菜刀，当场就砍死了两名警卫，临走前还给邓公放了一句狠话：”今天是给局长面子，不是给北京面子。“这帮歹徒究竟是何来路，为何敢当场同邓公叫板？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国内人财物的流动量日益加大，各种不安定的因素急剧增多，烧杀抢夺的事在全国各地发生。

1980年10月，北京火车站发生一起自杀式爆炸案事件，1981年4月发生了北京北海公园事件；1983年5月发生卓长仁等6人劫持飞机事件，1983年又发生了亡命天涯、沿途杀人越货“二王”事件。这些事件震动全国，引起了邓小平、彭真二人的高度重视，在经过上级的讨论之后，一场“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在全国各地迅猛的开展起来。

与地痞流氓作斗争，绝不是几封文件就可以解决的，当年的社会环境只能用乱字来形容。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发达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1979年9月9日下午三点，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路口人来人往，沿街的商贩在马路边叫卖，马路的一边有着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上身穿着一件没有系扣的衬衣，下身穿着脏兮兮的工裤，嘴里还叼了一根烟。

路口的另一边是一位正在卖螃蟹的老爷爷，年轻人的眼神时不时地看向箩筐里新鲜的螃蟹，就在老人侧身叫卖时，年轻人便从巷口里冲了出来，拿着老人面前的箩筐就要跑，老人当即就在街上大喊：“来人啊来人啊，有人抢东西了！”，

不远处的民警听到老人的叫喊之后，立马就抓住了正在逃跑的年轻人，将他制服之后，当街对他进行的处罚，这一行为引来了很多群众围观，流氓分子也趁机从中作乱，开始殴打民警，调戏妇女，民警施汉培躺在地上不能动弹，过了一个小时之后，20多名民警前去控制场面，但是没想到围观的小混混越多来越多，开始掀翻农民的菜摊，拦截公交车，侮辱妇女，整个控江路陷入了混乱，整整持续了将近5个半小时。

下午7点45分，上海化工轻工公司女干部吴某骑着自行车经过控江路时，突然被周围的流氓围了起来，连人带车地将吴某拉到了路边，抢去吴某手上的手表和皮夹，蹂躏吴某的身体，使吴某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直到晚上8点，杨浦区的公安局派出的30名民警和80多名安保人员，才将白天的流氓全部抓获，控江路的治安才恢复了正常。这就是当时骇人听闻的“控江路事件”。

除了上海，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沿线城市，社会犯罪事件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峰，比起上海的聚众闹事，广州地区的刑事事件更加恶劣。

1983年3月8日晚上六点，记者安珂和同学小何要到广州业余大学新闻班上课，为了赶时间，他们一起到长堤华光小食店吃饭。店里的小偷趁着安珂不注意偷拿了他的钱包，当安珂和小何发现之后，二人便从店里跑出追击小偷，在和小偷僵持的时候，小偷拿出了他藏在胸口的牛角刀向小何刺去，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安珂果断冲到了小何同学前面，赤手空拳地向着歹徒扑去，这名歹徒在安珂的拳头下接连后退，这时小偷的三名团伙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安珂和小何四面受敌，歹徒们蜂拥而上，安珂临危不惧，带伤搏斗，连中歹徒9刀，腹部鲜血直流，背部和肋下被刺伤多处。

安珂

他艰难地靠在柱子上，顽强地不让自己倒下去，路过的三轮摩托车把他送到中山医院第二附属医院抢救，但安珂最终还是因为伤势严重抢救无效死亡。这件事发生之后，一时间整个广州都处于极其恐怖的氛围之中。

这些犯罪分子在城市里面为虎作伥，丝毫不畏惧公安的势力，他们还组建了自己的组织,比如广州市的“红花会”、“青龙帮”、“南征”、“精武会”、“第二军团”和“小刀会”，深圳市的“忍帮”，“水龙帮”，“飞虎帮”、“IQ”帮等等，模仿港澳黑社会，进行危害社会的各种范围活动。更让人感到难过的是，这些犯罪组织中出现了明显的低龄化趋势，据一些省市公安机关统计，25岁以下的青少年占到作案成员总数的70%。

社会治安的恶化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1980年1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在听取了公检法同志汇报完治安问题之后，提出了：“当前，对现行犯罪分子的处理，不能从轻，要从重；不能从慢，要从快。”1980年2月12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批准：1980年内，对现行的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等犯有严重罪行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此一决定，成为死刑复核权下放的开端。

影视剧照

邓小平一开始重视治安问题，真但正让他开始严打的，是在内蒙古自治区互殴诺贝尔盟喜桂图旗的“六一六”事件。1983年6月16日，在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有一个叫于洪杰的，他被分配到农场之后，就一直不干活，还经常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被公安机关多次收押，拘留。但是那时候他还未十八岁，每次都是经过教育之后，就放了出来。

农场里的队长对他一直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农场里的人对他也是爱答不理，他对这一切都感到十分不满，心中的怒气难以发泄，于是他就想做一番大事：血染红旗沟。他多次公开表示过：自己既然不能流芳百世，那也要遗臭万年！

于是他便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回到农场之后，他来到了宿舍，和自己的舍友韩立军、杨万春商量了此事，他们当中，于洪杰的年龄最大19周岁，其余两个人都是18岁，但是他们两个跟于洪杰一样，都是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

除了他们俩之外，于洪杰还找到了其他帮手，8个人一起在家里喝完酒之后，决定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当于洪杰说了自己想法之后，王玉生说道：“那可是违法的，我可不干。”说完，于洪杰就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刀，对着王玉生的方向砍去，吓得韩立军不敢说话，其余的人也都闭上了嘴巴，听从于洪杰的指挥。

杨万春拿出了准备好的凶器，分发给这8个人，于洪杰看武器不够，还把酒瓶子和煤油灯拿了出来，随时准备同归于尽。在晚上12点的时候，于洪杰带领着7名混混朝着男生宿舍冲去，于洪杰推门而入，冲着宿舍里的潘亮和赵波砍了过去，刺中二人脖子后，就是一顿乱砍。指挥员王华忠听到声响之后，以为和往常一样是一些小混混在闹事，也就没有在意，

等到再一次听到动静的时候，于洪杰一行人已经冲到了宿舍门口，王华忠急忙想要去拿农场备用的手枪，可还没有摸到手枪，他就被于洪杰等人活活打死。后来他们又冲到了女生宿舍，将女生们都绑了起来，

将一些平时看不惯的女生给枪杀后，剩下的女生被锁在了房间里。同伙问于洪杰该怎么处置这些人的时候，于洪杰只是一个劲地抽烟并没有说话，后来他知道他的兄弟把那些女人玷污后，觉得自己也难逃其纠，就是把偷来的雷管放在地下，一把火炸死了自己。

六一六案件一共死了27人，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大凶杀案，震惊全国。而这件事发生不久之后，邓小平在前往北戴河的路上，其警卫被歹徒当场砍死，而那些歹徒来自一个叫做”菜刀队“的民间黑帮组织，这个”菜刀队“是一些游手好闲的人，为了获得金钱而组建的团伙，在当地是有名的黑暗势力，这次在路上遇到警察都不怕，可见唐山群众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这件事给邓小平带来了很大的触动，中央决不能再忍气吞声了。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流氓、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拐卖人口等危害国家治安的罪行确定为打击的重点，均可判处死刑。

中央将严打行动分成为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判处死刑24000人，打掉的基本都是群众身边的违法犯罪成员，社会反响最为强烈的当地黑暗势力。公检法对这些案件本着从重从快的原则，在各地相继召开大规模宣判会，那些严重威胁当地治安的违法人员的犯罪分子，被注销城市户口，送到外地改造。

而判处死刑的犯人，必须经过游街示众，前面由鸣着警铃的警车开道，后面紧跟着一辆辆大卡车，卡车上面站着即将要进行死刑的犯人，他们被五花大绑之后，个个面如土色，胸前挂着自己的名字、性别、罪行等等信息，沿途播放广播、宣传“严打”斗争，控诉犯人行为，路过的大街小巷引来无数百姓围观。

83年“严打”时，有这样一句口号：“可抓可不抓，必须抓，可判可不判，必须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严打斗争打击了许多的违法分子，保障了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收效明显。

1983年9月25日，“严打战役”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在严打的强大威力震慑下，犯罪分子开始感到不安，纷纷投案自首。有一大批违法犯罪的失足者受到了教育，有百分之七八十左右的青少年停止了犯罪活动，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严打还为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大大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威信。

1985年“严打”转到了第三战役，但是关于坚持“严打”战役又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有的说打击面宽了，有的还兴起了复查风，一些不知悔改的犯罪分子开始闹着要重新翻案，以至于刚刚显示成效的严打运动又有了重新抬头的征兆，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反抗，1985年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

在邓小平同志的坚持打击下，社会治安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增强，对于现在也有着极为深刻的意义，健全了社会法制，确保了社会稳定，保障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